北京時間12月8日凌晨，莫言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的瑞典文學院做了題為《講故事的人》的演講，這也是莫言到達瑞典之后的第一場演講。然而，這場演講一經(jīng)報道，引起了國內(nèi)批評者和網(wǎng)友諸多爭議。

　　以《講故事的人》為題，莫言在演講中說了很多故事，作為結束語的三個小故事更是廣為傳播，支持者認為幾個故事“微言大義”，表達了莫言對于“尊重、自由、多元、寬容”等現(xiàn)代精神的理解，“講的全是故事，聽到的卻全是人世、人心、人性與人情”。

　　同時，也有不少批評者表示對莫言的演講很失望，有人認為他的“演講深度不夠”、“語言不好”，也有人表示，“深夜躺在床上拜讀莫言的諾貝爾獲獎演講稿，感覺就像一個中學生的作文。誰能點撥我一下，好在何處？”更有激烈者，表示莫言的故事中透露出“犬儒主義精神實質”。“犬儒”這個詞也成為批評莫言最多的詞匯。

　　面對種種爭議，晨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兆忠，李兆忠說：“莫言具備一個好作家所有應該具備的天賦和才華，他的想像力非常豐富，值得贊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莫言還不能說是一個大作家，他的思想、他的學養(yǎng)還嫌不足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貢獻并不多。”

　　不能要求人人似魯迅

　　北京晨報：莫言在瑞典文學院的演講引起很多爭議，批評者眾多，甚至有人說他是“犬儒”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李兆忠：“犬儒”這個詞來源于古希臘，演變到今天，大多是指那些沒有立場、沒有價值堅守的文人。中國當代文學總體上來說水平不高，離世界文學也不近，在這樣一個文學環(huán)境中，莫言確實是非常不錯的作家，但不能說是大作家，諾貝爾獎頒給莫言和諾貝爾獎本身的每況愈下也有關系。莫言早期的作品確實有不少批判色彩，但是總體來說，缺少強有力的理想和價值觀。這當然不僅是莫言的問題，這也和當代文化的發(fā)展情況有關，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作家都有像魯迅那樣的明確而堅定的價值觀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為什么說莫言不能算大作家？

　　李兆忠：作家有大作家有小作家。大作家如魯迅，一定是有真正思想、有價值觀的作家，對于文學史的變遷也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。魯迅一生寫的小說并不多，但是他的小說價值，誰都不能否認。相對來說，莫言只能算個作家，算不上大作家，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貢獻并不多，這是他的學養(yǎng)所決定的。他寫作的基礎主要來自兩個方面，第一主要是他生活成長的地方高密，第二是他的天賦，他有所有作家應該具備的天賦、才華和想像力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一直在寫，幾乎沒有停下來對自我進行補充和修煉，他的作品，在思想性上還顯不足。此外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市場推動寫作，莫言也出版了一些不那么符合他的水準的作品，比如《豐乳肥臀》，相對于《透明的紅蘿卜》等作品，顯得非常粗糙。

　　莫言自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，許多評論者，也從他的故事中引申出諸多含義，賦予這些故事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等的色彩。也有人認為，文學就是文學，可以單純一點，不必非要和現(xiàn)實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
　　對此，李兆忠說：“作家當然可以有多種創(chuàng)作的態(tài)度和方式，可以單純地去探討人的心理，去探索語言的技巧等。但是一個大作家，一定是關注現(xiàn)實的，不同只在于怎么關注而已。說犬儒，絕非莫言一個，也絕非莫言本身的原因，中國當代作家都是這個德行，有哪個作家能夠站在超越性的位置上，對這個社會發(fā)出振聾發(fā)聵的聲音？”

　　講故事未免有些小兒科

　　北京晨報：很長時間里，不少人認為文學在沒落，但莫言獲獎使得人們對于中國文學的認識也發(fā)生了變化，您認為如何？

　　李兆忠：莫言的獲獎有很多原因，和諾貝爾獎本身的每況愈下也有關，不僅莫言，近幾年來，把獎頒給一些不是特別優(yōu)秀的作家并非一次。獲諾獎不能說明中國當代文學已經(jīng)崛起了。事實上，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還很遠，差距還很大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差距在哪些方面？

　　李兆忠：根本的地方，在于中國當代文學沒有自己的價值堅守，中國當代作家沒有牢固的價值觀。對于文學來說，價值就是釜底的薪，而我們面對的，卻是釜底抽薪式的局面。其二，跟世界文學相比，我們也缺少對世界、對宇宙的超越性看法。此外，世界上對文學的探索已經(jīng)非常多，但是我們在這一方面接觸的卻很少，單說講故事，世界對于文學的認識，早就過了講故事的階段了。講故事并非不可，但是單純地講故事，就有些小兒科的意思了。

　　當代作家普遍缺少思想

　　北京晨報：那您認為是什么原因讓我們離世界很遠呢？

　　李兆忠：一方面是中國作家一直以來在創(chuàng)作上的約束非常多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代價值的真空所致。今天是一個價值不斷被解構的時代，傳統(tǒng)的價值崩潰，新的西方價值又沒有建立起來，甚至被一再地否定和解構。在這樣的價值真空下，中國作家普遍缺少思想，沒有自己的價值。中國又有哪個作家能夠超越現(xiàn)象、超越國家等，用世界性的價值去寫作呢？當代作家和“五四”時代相比都不如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差在哪里？

　　李兆忠：“五四”時代有不少大作家，比如魯迅，他們那一代作家，把傳統(tǒng)價值中好的東西，西方價值中好的東西都學到了。但后來這些東西都隨著那一代作家的消失而逐漸消失了，沒有真正建立起來。說犬儒，不是莫言一個，中國當代作家都是這樣，哪一個能夠站在超越性的位置上，對這個社會發(fā)出振聾發(fā)聵的聲音？

　　文學和現(xiàn)實并不對立

　　北京晨報：不少人認為批評莫言的人，太執(zhí)著于文學和現(xiàn)實的關系，給文學加上了太多束縛，不了解真正的文學。

　　李兆忠：文學是給人看的，人們對文學的興趣，和社會文化的環(huán)境有關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。在當下整個社會文化的環(huán)境中，文學被邊緣化，這毫無疑問。文學、小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究竟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，對生活能產(chǎn)生多少影響，每年出版那么多的文學作品，到底有多少人看，這都是存有疑問的事情。再加上文學本身存在難以提升的困難，因此，再去要求人們理解文學，甚至從文學作品中學到什么東西，這不現(xiàn)實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有批評者認為，非要把文學和現(xiàn)實、社會、政治等聯(lián)系起來，是對文學的一種誤解，是這樣嗎？

　　李兆忠：關注現(xiàn)實和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對立的，也不是割裂的，它們是互相聯(lián)系的。一個名作家，可能去寫一些獨特的，比如純粹探索語言的，探求人類心理的作品，但是一個大作家，一定是要寫有思想、有價值、關注現(xiàn)實的，不同在于怎樣關注，是急功近利的關注，還是更深層次的關注。超越性不是憑空而來的，超越現(xiàn)實首先要有現(xiàn)實，超越性更多在于，站在超越的地位上，去思考世界、思考社會、思考人。

　　讓人感到絕望也是一種感動

　　北京晨報：您說到世界對文學的認識已經(jīng)過了講故事的階段，也有不少人批評我們對于文學的認識不足，比如文學就是人物故事，文學就要讓人感動，文學就要聯(lián)系現(xiàn)實等，您怎么看這些批評？

　　李兆忠：如前所說，我們和世界文學的差距，根本在于價值和思想的缺乏，在于釜底有沒有薪的問題。至于說文學的形式，則是釜里面煮的東西，講故事并非不可，不講故事也未必就一定是好的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那么不同在哪里呢？

　　李兆忠：比如說講故事，確實有不少前衛(wèi)性的作家進行寫作上的探索，可以淡化人物情節(jié)，也有不少非常優(yōu)秀的作品。這些作品，在西方也是很小眾的，不同在于，西方即便小眾，也始終存在，但在中國，可能就沒人看，印出來都是賠錢的。這和當代文化膚淺化有關，不再有能力去消化那些不好消化的東西。實際上，我覺得，好的作家，是既講故事，又能從故事中引申出深刻的內(nèi)涵。再如說感動，可能有的人覺得文學并非只有感動人一種，其實是一種錯誤理解，好的文學一定是感動人的，但是感動分為很多種，并非只有激情澎湃、涕淚俱下才是感動，讓人思考、讓人感到絕望也是一種感動。

　　中國文學和世界仍有距離

　　北京晨報：如何才能拉近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距離呢？

　　李兆忠：未來文學一定會回歸，但是現(xiàn)在很難有什么有效的辦法，文學的發(fā)展受文化狀態(tài)的制約。只要對中國作家的構成狀態(tài)有所了解，你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差距只會變大，不會縮小。盡管今天依然有少數(shù)作家進行嚴肅創(chuàng)作，但是大環(huán)境并不樂觀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怎么樣才會回歸呢？

　　李兆忠：我覺得，中國必須來一場新的文藝復興運動，才有可能復興文學。文學和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態(tài)有關，而現(xiàn)在，我們處在一個價值真空、價值混亂、不斷地否定和解構的亂象中，這樣的亂象下，文學如何能夠真正表達價值呢？作家本身當然也難有堅定的價值判斷。所以，我希望有一場文藝復興，解救目前這種價值混亂的局面，重建價值。

　　北京晨報：您覺得這樣的文藝復興需要多久才會發(fā)生？

　　李兆忠：也許不遠吧，否極泰來，已經(jīng)這樣混亂，可以算是否極了吧？我也期望能夠早一點到來。

　　(周懷宗)